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计划经济严重束缚着生产力，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模式又严重阻碍着广大产业工人的积极性，“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号召，禁锢着人们的头脑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；追求幸福舒适的生活方式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所特有的专属行为。与之相反的社会风气已然发生着悄悄的转变，年轻人的婚恋观念正在发生着根本的转变：
跟个司机坐偏岸，跟个工人坐衣架，跟个农民拉偏套；姑娘们结婚追求：三转一响，即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。更高级的追求就是：听诊器、方向盘、劳资科长、采购员。已经具体到了对象职业的选择上面来了。时髦青年把拥有一辆自行车，当做起码的最低追求。谁要是有一辆新买的自行车，亲朋好友、周围同事纷纷前来围观，啧口称赞。买了车子的人，则自昵的洋洋得意，用电工胶带把个自行车由大梁、车把、横插，前后横竖的框架，整个包的花花绿绿。总之，除了两个轱辘要转动不能包装以外，全部封蜡打油，包裹的严严实实，唯恐露出躶体受到雨水侵袭而生锈，影响了它的使用寿命，要想问人借一辆自行车用一下，那比借钱都困难！
每辆自行车的价格大都在一百五六十元。当时的人均工资也就每月三、四十元。生产批量又受到钢材产量和生产规模的制约，每百人每年才给发放3---5辆，再按照级别高低和工龄长短论资排辈，抓阄分配，实在是少的可怜。用一句现在的时髦理论讲：物质的万分匮乏，与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最低需求差距巨大。
从沣惠路沿着沣惠渠向南走大约三站路，就是当年著名的土门大桥市场。当年，这里每逢礼拜天，热闹非凡，人声鼎沸熙熙攘攘，各式各样、新地、旧地、进口的、国产的，轻便的、加重的各种自行车纷纷前来亮相。有的是为了在此将自己骑了一段的车子，让行家标个价，看看贬值了，升值了？还有的骑了轻便自行车，感到不能负重，想换一辆加重的；还有人喜欢个自带护链板的，半封闭护链板一不小心，容易夹住裤脚；还有人喜欢个名牌，当时，最好的牌子顺序，上海产的凤凰第一，依次为永久、飞鸽，红旗，再下来就是陕西自产的延河牌了。各有优势，各自占据着不同的消费人群。自然，凤凰牌大链合也不会分配到农村市场去，凤凰28型的价格就要一百七十多元，比一辆天津产的加重红旗的145元，足足贵了三十几元，差不多一个年轻工人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呢，还不能负重，在农村的疙瘩路上行走，还哐啷哐啷的浑身直响，远远不及加重红旗皮实耐用。
人过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，曹操、诸葛亮，脾气不一样。更有甚者，还有少数铤而走险之徒，将自己暗中偷来的自行车，放在暗处，观察目标，察言观色，看准了哪个着急毛慌、急于买辆车子送给未婚媳妇，等着人家答应好跟自己尽快结婚的猴急猴急的毛头小伙，趁着四周无人，走上前去，悄悄地对着对方的耳朵，私语几句，厮跟着走到背静之所，谎称家有急事，着了房子，烧掉了发票，等着用钱，等等骗人的鬼话，糊弄对方，若是恰好对方是个大龄青年，急着结婚，遇到了顺茬，你情我愿，也就快速成交了，小偷迅速变现，买车人完成了心愿，皆大欢喜。
对于这种车，成交的多了，丢车的也多了，当地公安在此洒下了“红外围”在此也抓了许多梁上君子，抓住了许多偷车贼。人送这样的车子叫：“贼轮轮”。就会退避三舍，不敢成交。
职业的肩客---中间人也就应运而生了。有门路的人，费神巴力排队挂号，千呼万唤的等来了自行车购物卡，可囊中羞涩，干着急就是无钱提车，眼看着最后规定的截止日快到了，还是凑不到钱，干脆急匆匆拿着卡片，来到车市，大声吆喝，最初50---80元，最后干脆好一点的车型，一个卡片竟然卖到了2、300元；脑子活便一点的穆斯林，干脆带头就干起了收购卡片，提回车子，下一个礼拜天，推车连塑料包装都不撕的崭新车辆，带着新开的发票，加价再卖出去，每周一辆，每辆车子赚个几十元钱，月收入竟然超过了上班一族！更有投机取巧之人：他们目光准确，瞅准一辆八、九成新的名牌自行车，几经讨价还价，低价买回，然后擦一遍皮鞋油，去掉油污和浮锈，整成焕然一新、铮明瓦亮，赶着人气最高峰时，再叫上几个相熟知的伙计，四处拉托忽悠，一不留神，遇到凯子，就稳赚了几十、上百都不为过。
前些年，在市内，谁家要是没丢过自行车，那简直就像中了大奖一样的天方夜谭稀罕事，令人刮目相看，就跟前几年谁刚买回信的行车一样，被人围观了。笔者当年家里住在玉祥门附近，最高的记录就是：三个月时间，全家三口人，接连丢了11辆自行车，最多时，一天丢过两辆。一气之下，买下了小区没人看管的自行车保管站20年使用权，这才算是终止了车子的丢失，自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自己也去土门大桥时常买过贼轮轮，那都是被小偷逼得迫不得已的行为，谁有那么多钱整天去买新车啊！
“贼轮轮”已经成为了过去时，但西安市“贼城”的名字却由此叫响了全国。不过，随着不久汽车家庭时代的来临，所有这些，都已成为往事，还是给自己留下了酸楚而尴尬的记忆。